孙立平：隐喻：18年前写的是足球，18年后读出的是社会
【前些天，就着世界杯的热乎劲，把2004年写的一组共五篇有关足球革命的文章重发了一下。阅读量少得可怜，有的连一万都不到。有网友说，这样的冷饭拿出来炒有意思吗？但也有网友盛赞这组文章，称之为是一组奇文，说：18年前一组有关足球的文章，隐含了此后十几年##与##博弈的过程乃至结局。其实，我自己看重的，还是对其中那些微妙过程与逻辑的分析。
还有朋友说，有点读不懂。但又有朋友说，把文章中足球两个字忽略掉，就可以读懂了。18年前的那场风波早已过去，把道理放在那些陈芝麻烂谷子里说，读起来是有点费劲。所以趁着这几天看球的间隙，把其中的几点意思整理出来，对我自己来说也算了却一件事情】
1、误解中隐含的正义。18年前的那场风波，始于北京现代（国安俱乐部）对一个判罚的不服。但从事后权威部门的审查和鉴定来看，那个判罚其实并不是明显的误判。但如果说这就是北京现代的无理取闹，却又不是这么简单。第一，在那几年中，北京现代在比赛中因裁判的错判误判导致失分的例子已有多次。第二，在足协公布的文件中，北京现代是中国足坛强队中未向裁判行贿的少数几个队中的一个。其实，类似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也并不少见，谁能否认在一个误解中可能包含着更具实质性的正义？
2、正义在一个误解中呈现出来，这当中多少有点阴差阳错，也令人悲哀。然而，这就是历史。一百多年前那场仓促起事，不也是因为一个不小心丢弃的烟头和由此引起的并不准确的传言吗？关键是在其背后更丰满的事实与更坚实的逻辑。黑哨和赌球，特别是赌球，已经在有力地瓦解着足球这个以公正和规则为基础的竞技运动得以存在的土壤。在这样的绿茵场上，俱乐部与足协之间、足协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甚至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被破坏得所剩无几。这时，据我提出社会溃败的概念，还有5年的时间。
3、这场风波无疑是发生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形成一种结盟关系，这种结盟关系不仅左右了社会中的利益格局，而且成为定型社会生活的主要力量。其实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大体都是这样一种格局。足球就更不例外。由此形成的潜规则是，在这种联盟中轻易不能翻盘，尤其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地翻盘。然而，这样被忌讳的翻盘却在球场上发生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联盟的底线已经被打破，而底线打破又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基础的丧失。于是，一些不愿做傻瓜的资本就开始萌生退意。
4、因此，这场风波名曰革命，实际上却是在破了底线之后资本寻求突围的一次自救。然而，与以往不同也是更令人瞩目的是，这种自救是以联盟的方式进行的，即足球场上资本的联盟。有了这个联盟，底气就完全不一样了：由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上海中远、辽宁等俱乐部高层组成了“改革派”，并且表示，要“踢开足协搞联赛”。中超七家主张改革的俱乐部达成共识：无论足协如何应对，他们都要共同进退。可以说，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5、这就造成了一种僵局。可以说，这还是当今中国行政权威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尴尬。处理轻了，足协的脸面全无，此例一开，以后俱乐部一不高兴就罢赛，局面就不可收拾。但如果处理重了，后果就更是难以预测。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有人说的国安的背景以及中国的足球联赛能不能缺了首都的球队。实际上，足协最担心的是连锁反应。如果资本纷纷撤资，俱乐部纷纷退出，结局就将是毁灭性的。而足协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6、革命中通行的规则是比试力量。于革命派而言，就是宣称要另起炉灶组织联赛。徐明说：“我们要形成新的体制、新的方式，来形成新的联赛。这个联赛不能完全保证假赌黑完全没有，但通过我们努力，把它控制到最低点，直到最后的消灭，这需要各方的努力。”他还表示，新联赛将于明年秋天开打，这样将和欧洲赛季更加接轨。事情仿佛越来越像真的了。然而事情真到过于简单的程度，人们就不禁对这种真实发生疑问。
7、这时的情形已经开始多少有点蹊跷。革命的一方紧锣密鼓，革命的对象却不理不睬。原来在革命家开会谋划的时候，革命对象总要有人在值班室收集信息，即使是双休日也不例外。但当第三次投资人会议召开的时候，革命对象办公室中已经是空空如也，革命对象们悠闲地享受着双休日的时光。在另一方面，即革命者方面，举办新的联赛虽然挂在嘴上，但具体设想却语焉不详。据报道，有关新联赛构想的具体内容，这位老总以“有待进一步商议”为由拒绝透露。
8、其实，这当中另有奥妙。在这一切表演的对面，其实远远坐着一位真正的观众，这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前面我们说革命派在举事的时候总是用余光瞄瞄革命对象，但真正瞄的是国家体育总局这个真正的观众。这表明，这个“革命”其实仍然是发生在行政框架之内。因此，这次革命看起来轰轰烈烈，革命者也显得义无反顾，但其实与其说是一场革命，倒不如说是一次上访，顶多是一次“闹访”。不过资本的闹访到底与被强征了土地的哭哭啼啼的农民不同而已。
9、体育总局的态度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首先，足球革命如果获得成功，甚至是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就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要知道，体育可不仅仅是足球，归行政部门领导的体育项目，论大项也有几十项。如果足球开了头，就会今天是绿茵场上的革命，明天是游泳池里的革命，后天是篮筐下的革命。也就是说会引发连锁反应。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有关部门不能接受的。面对强有力的权力体系，即使精明如徐明者也只有徒呼奈何的份。耗资百万的一个举动，在强大的权力体系面前连个响儿都没有。
10、这不禁让人想起原来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在他风光的时候，觉得几万元钱就可以摆平一条人命。但他不知道，那是体制容忍他的时候，当体制不能容忍他的时候，几十万也是摆不平的。还是河南的史来贺洞若观火，感叹禹作敏是个二杆子。意思是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不知道他与体制的真正关系。不仅如此。对于资本革命家来说，最难以克服的弱点，是诸事以是否赚钱为衡量。革命只是其资本升值的手段。他们之所以要发动推翻旧体制的革命，是为了能更多地赚钱，但问题是，如果一种更坏的体制能够让他们赚更多的钱呢？
11、革命导师列宁提出过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不是在西欧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爆发，而是在俄国、中国和东欧这些相对落后的地方发生。答案是：革命总是从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上爆发的。资本闹革命有个天然的缺陷，就是坛坛罐罐多，因而顾虑也就多。这场革命背后的资本，基本都不是靠足球吃饭的。他们都有另外的生意。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资本的革命高调、豪华，但如果革命威胁到这些坛坛罐罐，其打退堂鼓也迅速。甚至一度豪气干云的大连实德，连个招安的仪式都没有，就开始备战体制内的中超了。
12、这时，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权力何时以及如何发力了。革命的厄运发生在香河。有人用五雷轰顶这个词来形容阎世铎在年底香河会议上对革命派的突然反击。在阎的自称为个人意见的讲话中，不仅否定了投资人关于中超章程修改的所有建议，而且对于承诺过着手实施的诸如“管办分离”、“明确经营权、所有权和管理权”等都一概不予承认。这里最重要的逻辑是大道理与小道理的关系。到了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出现的时候，纵使你有千般道理万般理由，都属于被管着的多说无益的小道理了。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足球革命就这样结束了。
13、到这时，历史的进程开始进入到了后革命时期的秩序重建阶段。按照惯例，革命派与革命对象结束革命的最体面方式就是将革命转化为改革。这个时候，为了给革命中形象受到损害的革命对象以面子，革命对象将会用强硬口气宣布他主导的体制是有生命力的。但这更多的是表面文章。其实，精明的革命对象清楚地知道酿成革命的危机是什么。这样，在革命结束之后的某个时间里，他们会主动发起一系列改革，只是同时要强调，这本来就是他们要做的，而不是别人逼迫的。
14、如果就事论事，从旧体制最典型的特征看，足球相对于其他体育项目来说，旧体制的弊端可能倒是最少的。其市场化的程度最高，又几乎是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最透明、舆论监督力度最大的一个领域，还是开放程度最高的一个地方。然而，足球又是中国体育中最惨也最黑的一个地方。被注入了大量金钱之后，除了偶尔泛起的几个漂亮泡沫，中国足球连“有所进步”这样的评价也担当不起，反倒是假哨赌球大行其道。这是很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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